自卑的捕食者
布面油畫
146 x 97cm, 2018
一条臭烘烘的母狗，生下了许多幼崽，身上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腐烂，但对童年时期的我来说，她意味着一切。我完全无法管教她，我一步步地退缩，避开她的气息，最终—–除非我另有决择–––她会把我逼到一个角落，在那里，它将在我身上，让我和她一起腐烂，直到最后–––如果我们还能被区分–––她那被脓液和蛆虫侵蚀的舌头舔着我的手。
—— 弗兰兹·卡夫卡《箴言》
这幅画的灵感来自我早年在国内的创伤经历。对我而言，成长意味着逃离“母爱”。我的母亲虽有许多可敬之处，但镌刻在我世界观中挥之不去的，却是她压抑在病态心理之下的阴影人格。
年少时，我在张爱玲《金锁记》中的曹七巧身上瞥见了母亲的影子*。后来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群魔》中的瓦尔瓦拉·斯塔夫罗金娜，甚至彼得·维尔霍文斯基身上，我再次看到了她*。
我是通过母亲逐渐认识我的母国的––––90年代的中国， 一个从文革废墟中重生的国度，同时受陈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新兴市场资本主义力量的左右。那是我记忆里的母国，她五千年的文明在前所未有的虚伪盲目与精神荒芜之中挣扎。在与母亲的相处中，我逐渐觉察到母性的吞噬本能、群体里的嫉恨与自卑，政治中的权力争斗与“分而治之”的手段，以及文艺中媚俗的虚假情感。
中国在上世纪六七时年代经历了最无知、最极端的时期， 愚昧助长了怨恨与恐惧，进而催生了一场摧毁文明与教育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怨恨导致无休止的斗争，恐惧则滋生依赖，侵蚀个性。人越恐惧，就越依赖他人，并通过控制他人来换取安全感；而被控制者之间的冲突越激烈，操控者越感到安全。这个恶性循环在家庭与社会间相互作用，形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。我将那些被怨恨、恐惧和愚昧吞噬的人称作“自卑的捕食者”。
我的母亲是文革的产物，少时当过红卫兵，一生都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——一面坚称为他人而活，一面怨恨他人亏欠她、冷落她、欺负她。 一切的人际关系都变成权力斗争；在支配她人生的各种斗争中，她总在扮演弱者，由此内化出一种畸形的权力情结：既匍匐于权威脚下，又痛恨自身的软弱，更执着于伤痕累累的自尊——看不起他人，也看不起自己。（于她而言，”权威”不仅指“她之上”，也包括“她之下”的人––––她成长于激烈的阶级斗争年代， 那时掌权的被认为是“无产阶级”；改革开放后又乾坤翻转。）恐惧豢养的奴性驱使她毫无底线地曲意逢迎，却招致变本加厉的践踏。她的道德准则与价值判断完全托付给那个名为”大家”的模糊”集体”，将他人的评判囫囵吞枣般奉为圭臬。当理性自主被彻底让渡，她便丧失了稳定的自我，她的人格退化为条件反射的产物：由原始本能与外来观点混合而成的变量，表面温顺，内里却极度动荡。权威令她既恐惧又向往，崇拜瞬间能转化为妒忌；温驯的表象之下，怨恨如陈酿般暗自发酵。唯有在孩子面前，她才能肆无忌惮地行使绝对支配权。我成了她唯一的猎物与情感拐杖––––承接她的冤屈、愤怒、自卑。在家庭中，她无意识地重演着自己曾遭受或施加的迫害：搬弄是非、挑拨离间、豢养恐惧、当众羞辱、孤立排挤、人格践踏、煤气灯操控、全天候监视、情感勒索、暴力殴打，乃至肢体残害——这一切，都以伟大的母爱之名理直气壮地进行。
母亲在毫无察觉且完全违背她意愿的情况下， 深深影响了我的艺术感受力：她让我对媚俗(kitsch, 假大空的情感和矫揉造作, 米兰·昆德拉的“第二滴泪”)感到恶心；还让我对独处及逃入内心世界产生无限渴望。这两点对追求艺术至关重要。
在我看来，母爱往往渗透着自恋：她把孩子看作私有财产、斗争的武器、情感的宣泄口、理想的寄托和自我投射的媒介。而我最无法忍受的，是她极度扭曲的表演欲与审美观——那种虚伪、刻板、造作的“美”，根植于她的文革成长经历。她疯狂地把自己所认定的“美”强加在我身上，试图通过我向世界展示她理想中的自我。我从未被允做自己，犹如一个被剥夺了人类情感的傀儡，只能不停地模仿、假装与表演。
成年后，我一直试图摆脱母亲的阴影。在一点点剥离她的投射时，内心却留下了一个不安的空洞。我时常怀疑自身感情的真实性，很难与人建立真诚的联结––––尽管我如此厌恶庸俗与虚伪，尽管我如此渴望亲密。多么矛盾的处境！毕竟，艺术不正是人类真挚情感的表达吗？
**注：**我对母亲的认知，始终镌刻着童年视角的烙印，这可能有悖于外人感知。就像初读《群魔》时，我对斯塔夫罗金娜夫人的印象是慷慨慈善，但其子尼古拉·斯塔夫罗金想必不以为然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手稿里写道：“专横的她，对专横的儿子俯首帖耳”，这与我当下和母亲的相处模式诡异的共鸣。童年记忆往往主观、偏颇，却也能捕捉深刻的洞见。母亲的阴暗面帮助我理解了“恶”，这对我的创作，至关重要。
*曹七巧：受封建父权压迫的愚昧怨女；瓦尔瓦拉·斯塔夫罗金娜：专横自恋的母亲；彼得·维尔霍文斯基：虚无冷酷的操纵破坏者。